欧阳惠林回忆4：九江码头原是英国租界我们到时已收回两个月了
4月的天气，风和日暖，我和父亲都穿着一件长夹袍，父亲因年纪较大，在长夹袍外面还加穿一件马甲，可以随穿随脱。各人带着一个包裹，里面装着换洗衣裤和毛巾、肥皂、仁丹之类的日用必需品，拿着一把雨伞，乘着天刚微明街上人少时，前往尧渡街中街的姑母家里。陈仲亭已在姑母家的门前等候我和父亲的到来。陈仲亭是我姑母的大女婿，我叫他表姊夫。
从尧渡街到官港有四五十里路程，我和陈仲亭年轻走得快，父亲是骑毛驴代步行，途中又没有休息，所以中午过后不久，就到了陈仲亭家里。陈仲亭的父亲陈质堂专门腾空了一间卧室给我们父子住宿。陈质堂是地主兼工商业者，开有糟坊、磨坊、茶厂，主要是制作红茶。红茶贸易也是他经济收入的大多数来自。制作红茶是有季节性的，主要是销售给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经销的洋行设立在上海、汉口两地。陈质堂自己的文化不高，没有进学，不是秀才。对我父亲的道德文章，十分敬佩。自从我的大表姐给他做二儿媳后，有了一种亲戚关系，彼此来往就更加密切了。
按照预定的日程，第三天，父亲带着我和陈仲亭离开官港，各人背着一个包裹，带着一把雨伞上路。我们出了官港村，向西北方向前进。大约走了五六里路，就逐渐进入山谷之中。过了樟树尖，前面就是皖赣边交界的大山，丛山峻岭，两面都是高山壁立，矗入云空，中间一条深谷，溪水潺潺，半山腰中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崎岖不平，蜿蜒曲折。我们就循着这个唯一的小道，越走山越高，越走谷越深，翻过一座山岭又进入另一个山谷，毫无尽头。因为山高谷深，两山之间距离太狭，不见有任何一块小平原，整天看不见一丝太阳，只能看到一片白云悠悠地从山顶头上浮过。当时已是清明以后，照理说应该是鸟语花香、莺歌燕舞的季节，但是我们在这崇山峻岭中行进，既很少听到鸟语，也很少闻到花香，连普通的杜鹃花也没有。我想大概这里没有村落，不种粮食谷物，和整天没有太阳光照有关系。麻雀、画眉之类的小鸟也难以生存，偶然见到有鹰、雕之类的大鸟飞翔，但是数量也并不多。满山生长的尽是一些杂树，而以栎树为主，从未见有一棵可充栋梁之材的杉松之树。深山丛林，阴沉沉的寒气浸人，如果独人行路，实在感到孤寂。有时还听到野猪和狼嗥叫之声，更加使人提心吊胆。我们在崇山峻岭中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一户人家，也没有见到一个行人来往。我想可能由于这座山脉太高太大太长，从东北向西南延伸，隔断皖赣两省的交通，形成两省自然的边界线，大山两边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彼此不相往来，以至山路崎岖，也无人过问修理。我们翻过这座山脉的最高峰，到了江西省彭泽县境内的鹏坑，才稍作休息。这是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我们找村人要了一些茶喝，用过带来的中餐点心，问了赴马当的路程，然后付了茶钱，就继续启程赶路。翻越大洪山后，就逐渐进入丘陵、平原地带，地势逐渐平坦，经过乌泥冲直奔马当。
我们到达马当镇时，已经接近傍晚。其余两路人员早就抵达马当镇了。三路人员平安会合，大家心情自然高兴。马当属江西省彭泽县管辖，靠长江南岸，扼皖赣之通衢，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开有一些客栈和几家杂货饮食店，专供过往商旅歇脚住宿。离马当镇东一里许的地方有座马当山，其实就是一座山，并不太高，因形势险要，面对长江下游，依山临江筑有炮台，人称马当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原以为马当系水陆交通要道，一定有武汉方面的武装部队驻扎，可以打听到各方面的消息。所以，我们最终选择到这里会合。谁知这里是农村中一个很小的集镇，全镇尽是土墙草屋，没有一家瓦房，贫穷落后，给人以凄凉之感。两天前，马当镇上还到过一次土匪，因没有东西可抢，土匪也就走了。开往九江的轮船早已停航，过往的民船也不敢在此靠岸停留。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即离开马当镇，向着彭泽县城方向行进。我们在彭泽县城住了一宿，就继续步行西上，进入湖口县境内。湖口县城商业比较兴旺，市场相当繁荣，街上还张贴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印刷的标语。我们在客栈里住了一晚。第三天，我们一行离开湖口县城，沿着鄱阳湖北岸大道，步行到达九江，在九江江边码头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下。
九江江边码头原是英国租界，我们到时，英国租界已经被收回来两三个月了，英国居民已全部离开九江。我们原本打算在九江休息一两天，即搭乘长江大轮去武汉。当天下午，我随良助和徐桢等三人即去轮船码头预购船票，待到售票处，才知道由上海经九江上行去武汉的大轮，班期头预购船票，待到售票处，才知道由上海经九江上行去武汉的大轮，班期不定，已有好几天没有大轮在九江停靠。英日商人开办的长江轮船公司如怡和、太古、日清、大坂的大轮，早已停航。现在只有中国商办的招商局一家的大轮照常航行，但船只少，又不定期准时。我们找到招商局轮船公司售票处打听，问何时有大轮经过九江。售票处的人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要我们每天来人探听。一连数日，我们轮流前去售票处探问，仍无大轮来九江去汉口的消息。大家住在客栈里，除了吃饭钱外，每人每天还须开支住房费四角钱，大家考虑长期住在客栈里等候大轮，房费开支负担不起，就在客栈里商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此景被同住在这个客栈里、宿松县来的周看到。他来与我们攀谈，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有什么疑难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大家没有立即作出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他一句：你贵姓，从那里来的？我们同伴安徽省党部特派员徐俊，同宿松县党部里的几位相认识，就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问宿松县来的的周，是否知道这几个人。宿松县的周回答说：不但知道，而且相识。他们都是宿松县党部里的委员。我也是在宿松县党部里工作的。徐俊说：这样，我们彼此倒是一家人了！宿松县的周明白我们也是奉令撤退到武汉的，更加热情。又明白我们携带路费有限，不能久住客栈，心里正在发愁，便很同情我们。他对徐俊说：这事，我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们解决。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借住不须付房钱，不知你们愿不愿意去住？徐俊问他：啥地方？宿松县的周说：九江有所教会学校，叫南伟烈大学，国民革命军到后，外国人跑了。现在已经停办，教职员都走光了，只留下几个老校工看守房子。我原是南伟烈大学的学生，去冬才离开学校。我同这几个看守房子的校工都很熟悉，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到那里去住，随便住多长的时间都可以，不须付房钱。大家听了周的话都很高兴，但不知道看守学校的校工肯不肯。宿松县的周说：我想校工一定会肯。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很高，九江租界都被收回来了，何况一个教会学校？于是，他带我们一同前往南伟烈大学去找看房子的校工。宿松县的周向看管房子的校工们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说我们是从安徽避难来的，是他的朋友，身上没有多带路费，想在这里借居一下，等候长江大轮来了再走。看管房子的校工们满口答应，说：不过，现在学校附近没饭店，吃饭很难，须要自己烧饭吃。我父亲说：我们大家可以自己烧饭吃。接着问校工：你们这里有没有炉灶？可不可以借给我们烧饭用？校工答：有，你们可以用。这样，我们就决定移住到南伟烈大学，派人回客栈退掉房间，结清房钱，将各人携带的包裹统统由我和陈仲亭、徐桢三人背到南伟烈大学。
我们在南伟烈大学住下来后，校工老传达又给我们安排好烧饭的地方，柴米都是由老传达校工家里匀来的。菜蔬则由我们向附近农户家里采办，另外再到街上买点盐和猪肉当油用。困难的是在附近租不到棉被，到城里去租又太远。后来还是老传达校工帮忙解决。他把几床远道学生没有带走而寄存在学校里的棉被，拿出来借给我们盖。我们在南伟烈大学住了三四天，才等到招商局有一艘客轮路过九江，排队买到八张去汉口的统舱票。
招商局的大轮到了汉口。我们一行在江汉关前码头上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沿江码头一带，红旗招展，街头悬挂着大幅横匾和贴满了各种内容的标语、口号、漫画，到处充满着革命生机。我兴奋极了，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热血都沸腾起来。武汉真是一个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国的赤色首都。我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叫：好极了！好极了！我的哥哥听到我的喊叫，提醒我说：良劭！你疯了吗？!当时，（）安徽省党部撤退到武汉后，在汉口设立有一个办事处，是在原日本租界内，徐俊带着我们一行到汉口办事处报到。到原日本租界一定要经过原英国租界，原英国租界紧靠江汉关。1927年元旦，汉口几十万工人、学生和市民为了庆祝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奉系军阀的宣传，举行盛大的集会。1月3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讲演，英国水兵竟登岸干涉，禁止群众在租界附近集会，枪杀刺死了中国人民，激起了汉口40万群众举行反英大，在江汉关前经过英勇斗争把英租界收回来，赶走了英国水兵。随后，其他外国（如日本）在汉口的租界，经过武汉国民政府的交涉，亦相继收回由中国管理。我们沿着原英租界进入原日租界，找到（）安徽省党部汉口办事处。它设在一座小小的洋房内。我们沿途所见，在原英省党部汉口办事处。它设在一座小小的洋房内。我们沿途所见，在原英日租界内，设有不少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都挂着各自机关的牌名。在这些机关、团体的大门两旁，左右各挂有写在大幅红布上的标语口号，左边一幅写的是革命的向左转！右边一幅写的是不革命的滚开去！这样鼓动人心的口号。当年，我初次看到这两句标语，心情十分激动。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当时伪装，后来叛变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汪精卫抵达武汉时说的两句话。汪精卫叛变撕破了自己的画皮，连狗屁也不值了。
我们找到安徽省党部汉口办事处，由徐俊进去找负责人，汇报了秋浦县的局势和撤离秋浦来到武汉的沿途情况。汉口办事处负责人找了我们大家一起进去，表示欢迎接待，要我们填表登记姓名，并派人负责送我们过江，到设在武昌的苏浙皖沪四党部第二招待所住下。当时，汉口过江到武昌没有轮渡，来往全靠乘坐小舢板船。陪送我们的人雇了两只小舢板船过江。每只小舢板船只能容载六七人，有一个掌舵的艄公和一个荡桨的船夫，如遇大风大雾的天气就不能渡江。那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正是渡江的好时机。但是汉口这段长江江面有矶头，水流甚急，即使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仍是波涛滚滚。艄公和船夫都是富有长期航行经验的人，熟悉这段江面水情，能掌握水流的规律，他们把稳舵柄，或左或右地荡着双浆，迎着浪头，顺着水流，循着之字形的路线颠簸起伏地前进，最后安全到达武昌北门城下通济门码头。我们上岸，抬头就看到通济门城门左右上方各悬挂着一幅五六丈宽、三四丈高的用油墨画的巨大的宣传画。左边一幅，画着一条巨大的青龙，张开龙嘴，口中喷出一道红色的火焰，燃灼死一群标明军阀、官僚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狰狞头像。上面写着一排斗大的横字以赤色恐怖制止！的醒目标语。右边一幅，画着一个大戳子（天平秤），一头高，一头低。在高的一头戳盘下面悬挂着一群衣着衫、面黄骨瘦的工农劳苦大众，受尽剥削压迫，饥寒交迫的情景；在低的一头戳盘里站着一群肥头胖脑、衣冠华丽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群像，在这个戳盘下面压着一堆白骨骷髅，凄凄惨惨，令人发指。上面写着一排斗大的横字全民动员起来，打倒吃人吸血的帝国主义、军阀和一切反动剥削阶级，铲除不平等！这是多么激动人心，使人精神振奋。
我们进入通济门，只见这条大街的市面并不繁荣，行人也不多。我哥哥告诉我们说：这里不是武昌的商业中心。汉口办事处陪送我们过江的引导我们沿着这条大街走了一段路，就向右手拐弯进入一个小巷，即到蛇山东麓的斗级营巷，安置我们在一家客栈住下。斗级营巷是依山建屋，逐级倾斜而上的。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巷子，几乎全部都是开客栈的。大概因为它靠近通济门外江边码头，又毗连蛇山，便于过往客商留宿的关系，这一带的客栈，大部分已被安徽省党部包了下来，作为接待由安徽被迫撤退到武汉的的招待所。陪送我们的说：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和上海市四个党部在武汉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苏浙皖沪四党部被迫来鄂招待所。这里是第二招待所，主要是接待由安徽撤退出来的，由安徽省党部汉口办事处负责管理。第一招待所设在汉口，主要是接待由江苏、党部汉口办事处负责管理。第一招待所设在汉口，主要是接待由江苏、浙江、上海三省撤退出来的，因为江苏、浙江、上海撤退出来到武汉的不多，所以只合办一个招待所。现在你们在这里先暂时住下，至于如何安排，须等安徽省党部研究后再通知你们。说完，他问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我们问：住在这里，客栈的房钱、吃饭如何算法？说完，他说：这些，你们就不必烦心了。一切都由汉口办事处负责结算支付。汉口办事处派有一位联络员在这里照料你们。如果有事，你们可以找他。陪送我们来的把联络员找来介绍与我们见面，又叮嘱客栈里的账房先生几句，就返回汉口办事处。
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周崧圃、光升（光明甫）、朱蕴山三人听说我父亲到了武汉，第二天，分别来到客栈看望。他们之间都是老熟人，在安徽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期间，在同一个时期里担任中学、师范学校或专科学校的校长。因为联名通电反对安徽省督军克扣教育经费充当军费而被同时撤职。他们对我们安全撤退到了武汉表示欣慰，并询问我们生活方面有何困难。父亲将程潜军长路过秋浦时的一切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告诉我的父亲：自从安庆三二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急急忙忙赶到南京，随后又赶到上海，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与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相对抗。前几天，武昌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声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革命民众运动的罪行，号召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你们能够正常的看到街头到处都贴满了蒋贼不死，国无宁日八个大字。光升在临走时将一本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小册子交给我父亲，说：你看看这本小册子，就不难得知安庆三二三惨案的线元国库券做零用。
第三天，汉口办事处派人来客栈通知我们，转达安徽省党部的意见：要特派员徐俊回到汉口办事处去工作，我和陈仲亭被分配到苏浙皖沪四党部被迫来鄂特别训练班受军事政治训练，其余秋浦县党部五名委员留住在客栈里待命，住宿伙食费由汉口办事处负责支付，另外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20元国库券。
【欧阳惠林（1911.10--2009.02），安徽省东至县洋湖镇北山村人。1927年1月参加大革命运动，从事工农青年工作，1930年9月加入中国。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闸北区民众反日救国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历任湖南省工委秘书处干事，皖南特委秘书，苏皖区党委秘书长，苏皖特委书记兼苏南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苏浙区党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在1943年3月成立的苏南行政委员会被推举为委员兼苏南行政公署秘书秘书长、文教处处长和1944年10月创刊的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报》担任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历任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巡视团团长，华中第一地委副书记，华中工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苏南区党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区委农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2009年2月1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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